还应对“生活计划”这一表达有所解释。“生活”这个词的出现值得思考。这个词不单具有一种纯粹的生物学意义，更有一种伦理—文化的意义，这点在希腊人那里就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值得尊重的是那些诸如娱乐生活，积极的政治生活，沉思生活等更根本的选择。“生活”这个词关涉的是人的完整性，而不是片面的实践。为此亚里士多德——又是他——问道，是否存在着某种使人之为人的ergon，某一功能，某一工作，就像存在着一种音乐家的工作，医生的工作，建筑家的工作那样……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词，“生活”从人之为人的ergon中获得了尊重和评价的意义。在作为整体的生活中，ergon就是一种特殊实践的理想样式。
正是由于存在于人的ergon——我们称之为“生活计划”的东西——与被每一实践所具体化的理想样式之间的这一联系，前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碰到的那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既可以说每一实践都有一个“自身目的”，又说所有的行为都倾向一种“终极目的”？正是由于实践与生活计划之间的这种联系，不同的目的发生了融合；选择一旦确立，某种职责就将赋予实施此职责的行为以“自身目的”的特征；但我们会不断地修正我们最初的选择；有时候我们甚至从头再来，当问题已不再在于所选择之实践的实施计划，而在于所选择的实践与我们的生活理想不再适当，生活理想尽管十分宽泛，但有时候它具有的命令性是某一职业的游戏规则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我们会认为它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在这种情况下，明辨引起了一种殊为复杂的权衡，而比起这种权衡来，理智的明辨并不会更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