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的宏伟目标，可以说，他是实现了这个目标的。他提出探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思想上有划时代意义。他记项羽兵败垓下后、乌江自刎前所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并尖锐地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9]在司马迁看来，项羽之败，应从他自身所作所为去寻找原因；用“天亡我”来解释是十分荒谬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就伯夷、叔齐的行为和际遇发表评论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