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案子进入“翻异别勘”的程序之后，负责重新审理本案的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都必须是另外一批司法官，原审的法官不可以参与别勘。而且，别勘的法官与原审的法官也不能存在亲嫌关系。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国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这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认罪画押，又一次次喊冤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做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但还是有一部分案子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如淳熙年间，南康军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翻异近十次，这个案子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阿梁一死。
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得承认，宋代的司法程序设计得非常周密？难怪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徐道邻先生要说：“中国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展到最高峰……就制度来讲，这一段时期，确实是举世无双。”宋史学者王云海先生也说，宋代司法制度“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顶峰”，其“周密的判决制度在中国古代实在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