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对理论有着极高敏锐度的学者。对于那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家，先生开始大都是报以通常难得的首肯的。比如说起德里达，他的语气中对之怀有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景仰，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所谓的“解构主义”理论。杰姆逊那本后来走红我国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小册子，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并如获珍宝地向我推荐：“你该看看，杰姆逊那种理论的穿透力！”
80年代初，在中文系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先生在台上激切地阐释康德哲学与美学，语气像在述说他自己的思想。规定的时间到了，他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入正题，在起身与留下之间，气氛顿时显得有些尴尬。那一刻，先生定了定神，意犹未尽地说：“我的时间到了，我必须下台！”显然，他留给了在场的所有学生一个强大的思想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