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元朝像汉唐宋明一样，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政权。元朝的历史，是构成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道理，对于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史上的历史定位问题，也同样适用。
其实，上面说到的元朝源于蒙古帝国又与蒙古帝国迥然不同的认识，在元代人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蒙古帝国采用“大蒙古国”(Yeke Mongqol Ulus)作为自己的国号；忽必烈在1271年采纳汉语词汇“大元”作为新国号，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那个“大蒙古国”的称号。一直到元代晚期，蒙文碑文里使用的正式国号，或者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 On-kemeke Yeke Mongqol Ulus)，或者是它的压缩形式“大元大蒙古国”(Dai On Yeke Mongqol Ulus)。甚至被明朝赶回草原后，蒙古人仍长期把“大元”当作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庄严名号，尽管他们逐渐淡忘了它的真实历史含义。明史上著名的“达延”汗，其名号“达延”就来源于对“大元”名号的另一种汉字音译。
对蒙古帝国和元王朝之间的区别意识，同样反映在下述事实中，即元代加封的本朝先帝庙号，其中有两个包含“祖”字。他们把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尊称为本朝“太祖”。这与唐人尊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太祖相似——李虎因为最早受封为唐公而被视为“建邦启土”奠基人。除了元太祖，元朝还有一个含“祖”字的皇帝庙号，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以前历朝庙号以“世祖”相称者凡十余例。其中最合谥法制度者，应数东汉尊光武帝为世祖的成例，用这个尊号“以明再受命”，也就是表彰他再度接受天命、重建国家的功业。自三国后，这个尊号的使用就越来越失去轨度。晋武帝司马炎、十六国里夏国的赫连勃勃都以初立国之君而称世祖，南朝萧梁临近亡国时的短命君主，“秉性猜忌”“御下无术”的梁元帝，也被赠封为世祖。而金朝则把它拿来封授从未即过帝位的完颜阿骨打之父。所以刘知几才会说，自曹魏而下，“祖名多滥”(称“祖”的规矩已经完全被破坏)。元以忽必烈为世祖，则是因为他大规模改弦更张，重新建立了一整套国家制度。拿当时颁布天下的汉文诏令上的话来说，新政权要实现的新目标，是“绍百王而继统”。“绍”即承袭、继承；它要继承的“百王”，不是指草原历史上的单于、可汗们，而是指中原历代帝王。它要接续的正统，指的也是中原皇统。可见与东汉光武相似，忽必烈实际也被当作一个重建帝业的人物来对待。两个带“祖”字的庙号，就这样把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有关联又必须加以区别的关系说清楚了。这可能表明元人心里明白，漠北的大蒙古国和漠南的大元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不只是首都搬了一次家而已。我们今天使用的“蒙元史”一名，其实并不是指“蒙古人做皇帝的元朝史”，而只能理解为蒙古帝国史和元代史二者的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