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上看，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刻的差异，就是轻松心境与沉重心境之间的差异。当我们心境轻松时，我们占主导性的考虑是避免眼前的恶。相反，只要能够实现更大的理想，沉重的心境就会使我们对眼前的恶无动于衷。容忍这种沉重心境的能力也许蛰伏于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难从梦中醒来。要激发这种心境，需要更为蛮荒的激情，也就是更大的恐惧，更强烈的爱和愤慨；或者是对某种更高忠诚的深刻而富于穿透力的诉求，如对正义、真理和自由的忠诚。强烈的解脱是这种心境幻觉的一种必需；而一个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世界，对于其居民来说绝对没有任何惬意舒适的生活场所。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位孤独的思想家身上，这种心境会永远酣睡不醒的原由之所在。他所具有的各种各样自以为只是他自己纯粹偏好的理想也几乎都有属于相同性质的价值：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这些理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纯人类世界上，那种对我们道德能力的诉求缺乏其充量化刺激力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即使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也是一曲真正的伦理交响乐；但它是在两个可怜的八度音阶内演奏的，而它无限的价值区域未能充分展开。的确，我们中的许多人——像斯蒂芬爵士在他那雄辩的“一位律师的杂论”中——可能会公开嘲笑这种沉重心境的观念本身，这种观念是由那些遥远的人类后裔们的呼吁在我们身上唤醒的，他们的呼吁构成了人类宗教最后的诉求。我们并不是很爱这些本来的人们；而且，有关他们进化的完美、他们较高的平均寿命和教育水准、他们摆脱了战争和罪恶、他们对痛苦和发酵病相对高的免疫力，以及他们所有其他方面的否定性优势，我们听到的愈多，我们对他们的爱就愈少。我们会说，所有这一切都太有限了，因为我们也能看到超越这尘世之外的无限太空。他们缺乏无限和神秘的观念，也许他们都是以那种漫不经心的心境来对付这一切的。眼下没有必要使我们自己或让别人为这些未来的好人们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