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絮尔迎上去握着他的手，答说:“谢谢你，先生。你再瞧他一眼:不是很象睡熟的样子吗?”
老人的脸色象一朵不久就要枯萎的鲜花，凡是临死没有痛苦的人都是这样的。
法官凑着于絮尔的耳朵问:“他临终没有私下给你什么东西吗?”
“没有，他只提到一封信……”
“好罢！那一定能找到的，”篷葛朗接着说。“他们要求贴封条，对你倒是很有利的。”
天刚亮，于絮尔和这所屋子告别了:她在这儿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尤其那间卧房是她爱情的发源地，使她特别留恋，便是在极度忧伤的心境之下，也不免对着这个安静而甜蜜的住所掉了几滴惋惜的眼泪。她最后一次把屋内的窗子和萨维尼昂的脸轮流瞧了一会，走出大门到客店去：蒲奚伐提着包裹跟着，慈祥的保护人篷葛朗搀着她的手臂。可见老人尽管用心周密，事实证明还是多疑的法学家料得不错。不久这法官就要看到于絮尔两手空空，被那般承继人欺负了。
第二天傍晚，全镇的人都来送丧。听到承继人们对付养女的手段，极大多数的人觉得应该的：那是遗产攸关，非同小可;老头儿一向藏头露尾;于絮尔可能自以为有什么名分，承继人这么办不过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何况于絮尔在老人生前盛气凌人，老叔对待承继人也象玩冰球戏的时候对待野狗似的。但羡来·米诺莱，据嫉妒车行老板的人说，当了助理检察官并无成就，也回家来送丧。于絮尔不能到场,躺在床上发着神经性的高热，一半由于受了承继人们的侮辱，一半由于过度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