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形式主义的文本主义“升级”,其含义是通过努力凸显思想和经验里未加说明或未被察觉的语言学中介，文本主义视觉性赋予意指惯例(或意指所采用的形式)过度的优先性，以致它们成了决定意义的唯一因素。也就是说，文本主义虽然赋予中介优先性，但它立刻从语言介入所有人类活动的前提出发，推断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推断过程却没有受到语言的干涉。尽管“语言与意识同样古老”,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那样，它仍旧是物质生活的辩证产物：“语言是实践的意识”(German Ideology,51),是劳动的结果。
文本形式主义把意识当成人类存在的基础，同时认定任何概念总体都不能牢靠地获知这一基础。结果，文本主义不仅深陷于各种内在矛盾——例如，文本主义对语言滑动(语言的不确定性)的诉求却不在它们自己对真理的批判范围之内。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把一切社会关系都还原为语言中介，就像J.希利斯·米勒在他坚定的主张(反对当代文化研究)中明确体现的那样，图像的不确定性仅仅是“符号”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政治或历史关系的产物。实际上在文本主义话语中，确立文化的经济“外部”的尝试——经济“外部”被认为决定着一个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语言及文化编码，成了一种残存的逻各斯中心式权力意志。德里达说得很清楚，他认为经验无中介本性的幻象源于“那个他者的(秘密的)警察，他假借把你从书写和阅读链条中解救出来的名义(链条总是被浅陋地简化成字母系统),急匆匆地把你锁在一个所谓文本外部：一个有关知觉、鲜活的语音、徒手、创造、真实历史的前文本。这一托词实际上是在坚持最陈腐、最粗陋的方法，并且厌倦话语”(Truth,326)。那么按照这些主张，任何关于语言外部的讨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