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他自杀的前两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过古稀的李贽，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作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尤其那些自以为是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尤其严重的一位。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