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同一时期，我又遇上另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他见信后大吵大嚷，仿佛受到极大的侮辱似的，可他又从未将此信拿给任何人看。我将在此把他所不愿做的事给补做上。
特吕布莱神父我有点认识，但很少谋面。他于1760年6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函集D，第十一号），告诉我他的朋友及信友福尔梅先生曾经在其报上登了我致伏尔泰先生论及里斯本灾难的信。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以他那精明而狡狯的鬼把戏，问我若把此信重印的话将意下如何，可他却不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我。由于我打心眼里痛恨这种奸诈之人，我像应该的那样向他表示了谢意，但口气却很严厉，他虽感觉到了，可却并未妨碍他巧言令色地又给我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早就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为止。
不管特吕布莱可能怎么说的，我反正很明白，福尔梅根本就没找到那封印出来的信，而那封信第一次印出来正是出自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为自己牟利，尽管他还没无耻到极点，把一本已出版的书的作者名字抹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拿去出售赚钱。可那信的原稿是怎么落到他的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我头脑简单，竟为之犯难。尽管伏尔泰在这封信中被推崇备至，可是，如果我不得到他的认可便将信让人印了出来，不管他自己的做法有多不正派，他还是大有理由抱怨的，因此，我决定就此给他写一封信。下面就是那第二封信，他没有回我这封信，而且为了更加随意地大发脾气，他还假装被这封信给气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