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来说明：陶先生对于生活教育理论的发现与主张是有一个出发点的，就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是说，他的教育学说还有着这样一个更根本的特点：他否定了一切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教育，而创造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新教育的理论与一套办法。他说：“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又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这说明陶先生对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这一真理的发现并非偶然的，简单的，而却是由于他有着为大众的观点，为大众的心。因此，他对于生活教育的解释，不仅只是“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还要加上这样的重要的补充，“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陶先生的为大众的教育主张并不是停止在理论上，而是坚决地实践，并从实践当中创造了即知即传、小先生的办法来解决师资的缺乏。他创造了工学团、社会大学等形式来补救正式学校的不足。他主张人人都可以当先生，也可以当学生。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他们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办教育。他认定中国是个穷国，必须用一套穷办法来普及穷人所需要的教育。因此，他反对“圈它几千亩地，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校”的贵族大学。他反对一般幼稚园所害的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他说，三字经活用起来也能做普及现代教育的工具，一张发票，一张诗笺，和都市里用来包东西揩屁股的旧杂志旧书报，都可以当作教科书。他有一次路过成渝公路上的来凤驿，他就用“中华餐馆”和“民国饭店”这样两块招牌来教一群苦孩子认字，并用指头代笔，用手掌和桌子代纸，来教他们写字。这是唯有以大众的心为心的人才会感到陶先生的这些主张与做法是如何伟大，如何感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