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据学派。在“新史学”兴起的浪潮中，新历史考据学派亦开始萌生。它的特点，不是以批判“中国之旧史”为目标，而是一则借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一则继承18世纪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传统，提出了许多阐释中国历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早在1921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即付梓刊行，成为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先驱。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以达到“古史新证”的目的。他对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表示出极大的重视，认为这是推动了新学问的出现。陈寅恪、陈垣是继王国维之后的最有成就的两位新历史考据学派大师。前者以诗文与史事互证见长，后者以探求史源、区分类例为宗，在考据和撰述上都取得了丰富的、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在历史考据方面，由“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古史考辨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主办的《古史辨》，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都是跨越20世纪前期和后期的史家，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射史学”的泛滥。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开始普及，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条件。从1949年至1966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都纷纷写出了新的著作，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还突出地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和各种历史研究机构，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广泛传播的重大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其中，一批又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连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