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之利，我国亦发明甚早。世称黄帝元妃嫘祖，实始教蚕，未必可信。然《易·系辞》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时既有蚕桑之利，则可信矣。夫耕妇织，古代人并视为本业。故神农之教，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天子亲耕，后亦有亲蚕之典也。《孟子》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诗》讥“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太宰九职，“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则举国妇女能勤于织久矣，宜其当公历纪元前，蚕丝即能输入欧洲，为彼邦所珍重也（日本桑原陇藏《东洋史要》：“中国缯彩，上古即开贩路于波斯、印度，亚历山大东征以来，更输入罗马。市人得之珍重不置，指行贾者曰瑟列司，绢商之义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绢产地之义也。”）。
今日蚕利盛于东南，然溯厥初兴，实在西北。清周凯知襄阳府，尝劝其民种桑。其言曰：“《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篚丝。山桑也。扬徐东南亦仅曰厥篚织贝，厥篚玄纤缟而已。《诗·豳风》：蚕月条桑。《唐风》：集于苞桑。《秦风》：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鸤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利不独东南也。襄阳介荆豫之交，荆州厥篚玄玑组，豫州厥篚纤纩。纩，细绵也。绛币组绶属，皆丝所织。北燕冯跋下书令百姓种桑。辽无桑，慕容廆通晋求种江南。张天锡归晋，称北方之美，桑葚甘香。《先贤传》载司马德操躬采桑后园，庞士元助之。《齐书》载韩系伯桑阴妨他地，迁界，邻人愧谢。三子皆襄阳人，襄之宜桑必矣。”案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之风气不能齐一，故蚕桑之兴虽久，穷乡僻壤庸有不知其利者。又北方屡遭少数族蹂躏，治化皆停滞不进，民生日以憔悴，民贫且愚。虽以蚕利之兴之久，至于近世，转若有待于官吏之教道焉。《日知录·纺织之利》条曰：“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着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真所谓倮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集释》引唐氏甄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千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清代如陈宏谋之如陕西，宋如林之于贵州，以及唐甄、周凯等，皆可谓能行亭林之议者也（清代陕西蚕利，起于宁羌牧刘某。刘，山东人。山东夙有山蚕，刘以教其民，织成茧［绸］，称刘公［绸］，此康熙时事也。乾隆时，陈宏谋抚陕，于省城、三原、凤翔皆设蚕馆织局，招南方机匠为师。又教民种桑，桑叶茧丝，皆许卖于官。民之愿养蚕者，蚕种蚕具皆由官给，亦许借给资本。又有官雇人试养，或与民同养，以资效法焉。贵州蚕利，起于知遵义府陈某。陈亦山东人，以遵义有槲栎可饲山蚕，使至山东买蚕种，延蚕师，以教其民。后宋如林为按察使，又行其法于全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