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意识对农民运动的影响在广东亦较为明显。“广东人对于主客关系分得很利害，要是某个地方的农会是先在本地人里面组织的，客籍的人就一定不会加入；要是先在客籍人方面组织的，本地人也不加入。”
在北伐以前，广东农民运动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改良农民自身生活，二是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前者包括反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与民团争斗，与土匪争斗，同驻防军争斗，还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如反抗苛捐，业佃纠纷，减租运动，禁烟禁赌，筑路办学等。
农民运动开展后，地主乡绅的利益首当其冲。地主乡绅与农民协会的激烈冲突自属难免。广东各地的民团，因是土豪劣绅的武力，与农会农军的对抗也最为激烈。除此之外，广东农运还遭到其他势力的阻碍和摧残，这些势力包括县长、商界、学界、驻防军、土匪等。据广东省农民协会对1925年5月至7月间发生在广东各地的164宗农案统计，农民协会的冲突对象依次为：与民团冲突（15.9%），与绅士冲突（13.3%），与土匪冲突（9.8%），与田主冲突（9.8%），与官吏冲突（7.3%），与学校冲突（7.3%），与军队冲突（6.1%)等。
在广东，出于田赋税收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对地方行政没有进行大的改革，县政人事基本维持旧局。尽管国民党中央和广东省政府明白宣示要支持农民运动，但没有“咸与维新”的县长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阳奉阴违。他们大多仍固守“为政不得罪巨室”的传统信条，与地方乡绅相勾结。根据章程，农民协会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的团体，县政府无权对其指挥和领导；相反，章程赋予农民协会对横暴官吏有请求罢免之权，县长无形中反受农民协会的监督。农会有时难免越权干涉行政、财政和司法，直接冒犯或侵蚀县长的权力和权威，因而导致县长对农会的不满。当农会与地主发生冲突时，县长常常站在地主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