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好几天，我们几个人轮流陪着弗兰妮。我们给父亲编了个谎话——说弗兰妮得了流感，躺在床上静养，过几天就好，到时一起开开心心过圣诞节。我们觉得这个谎话并不过分。弗兰妮以前在契帕·达夫对她做的事上就对父亲撒过谎——她告诉父亲，她只是被人“打了一顿”。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方案——如果契帕·达夫再打电话来，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让弗兰妮应付。“杀了他。”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和弗兰克一起在斯坦霍普酒店的大堂里等电梯。弗兰克说：“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杀了他，那样就一了百了了。”
弗兰妮是我们的领路人。她一迷路，我们所有人都迷路。我们拿方案，也要靠她的判断。
“或许他再也不会打电话来了。”莉莉说。
“莉莉，你是作家。”弗兰克说，“你的脑子更好用。他当然还会打电话的。”接着，弗兰克说出了一个反世界的观点，说出了他的一个反常理论：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恰恰就会发生。我们的作家莉莉，总有一天也会有弗兰克这样的世界观。
弗兰克说得没错。契帕·达夫打来电话了，弗兰克接的，接得有点叫人笑话。弗兰克拿起电话机，听到听筒里契帕·达夫冰冷的声音，不由得抽搐起来——坐在沙发上的他抽搐得不能自制，啪地一下打着了立在他身边的台灯，打得灯罩乱旋。弗兰妮一看他这样子，立刻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了。她尖叫一声，跑出起居室，跑进莉莉的卧室（这是离她最近的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和苏西熊赶紧追着弗兰妮进去，抱住躺在莉莉床上的弗兰妮，努力让她冷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