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告诉他，办案人员调查了他的私生活，还去过马伦戈的养老院，预审法官都获悉葬礼那天，他“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律师无疑凭经验，认为这是个要害问题，料想检察官会抓住他在母亲葬礼时的表现大做文章。可见，律师是从专业的角度，也从被告的利益出发，提出这个不近情理的问题，要求默尔索予以协助。
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
默尔索十分惊讶，可是他的回答更让别人惊讶。他说很爱妈妈，只要接上一句：妈妈死了心里当然难过。他非但不这么迎合一句，反而话头一转，“这并不能表明什么”，一下子就勾销了。尤其不该借题发挥，无端将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横扫一下，简直就是不打自招，承认也曾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律师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当即打断默尔索的话，焦躁地让他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话说到这份儿上，但凡知趣一点，应对一声也就算了。然而，默尔索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