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建筑师的心情不是平和的，刚开始的那股子意兴冲冲，在制砖的过程中逐渐销蚀了，最后变成些许无奈。也许，这一切跟他最初的设定和想象还是有差异的吧。本来，他或许以为，灾区的人们既然遭受了那样深重的苦难，那么，一定对他的莅临，包括对他带来的产品，跟接受其他的无私援助一样满怀渴盼和感恩。但现实一些来看，似乎并不是这样。
在后来的一次研讨会上，建筑师谈到了自己心灵的分裂：
“灾难发生后，我一直感到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到了灾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志愿者，而且是一个体力不佳的、有了暮气的志愿者—我的腰有伤，拿轻的东西不好意思，重的东西又拿不了，很尴尬；在灾区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时，我尚且觉得自己是个建筑师；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时，我又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建筑师；另外，坐在房子里每天都会感到摇一摇，很多东西也都摔碎了，就觉得有点疑似灾民。那么，我到底是谁呢？是慈善家，还是艺术家？是志愿者，还是灾民？”
随着制砖过程的逐步推进，这种情绪不仅难以遣散，而且还越发浓重了。建筑师似乎越来越为自己的身份问题而苦恼。但他仍然坚持着干了下去，一个原因是，他已经与欧洲的策展人签了合同。他被套在了一辆没有回头路的战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