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引《龟山语录》，程颐晚年自涪陵流放归来，“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只有杨时与谢良佐不变，因之感叹说：“学者皆流于夷狄矣，唯有杨、谢二君长进。”所谓流于夷狄，指的正是纯粹文化方面的异化，即转向佛学。从这一逻辑出发，只要离开了以儒家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人伦道德，便都成了“夷狄”。程颐在总结五代之乱的历史教训时说：“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49]所谓有夷狄之风，自然不是说李唐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而是指它文化方面的不纯。在民族问题上，唐太宗待中华、夷狄如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奉儒、释、道如一。这在赵宋一些学者看来，却是儒家传统文化在唐代不振的主要原因。所以宋代要尊王攘夷，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外侮，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苏轼在《王者不治夷狄论》中指出：“《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50]胡安国在其《春秋传》卷十一的解释中，对这种文化上的华夷之分作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所谓父子、君臣之大伦，即具体化为三纲五常等社会准则的儒家伦理观念。不难看出，宋之华夷之辨，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