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什么罗曼蒂克。我们是1951年认识的。那时我也是小学教师，但和她不同学校。那年暑假区里举办教师暑期学习班，我们编在一个中队，我是副中队长。我见到她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你们信不信有一见钟情这回事？反正我信，我自己就是！我有意跟她套近乎，开始，她没有觉察到我的‘险恶用心’，毫无猜忌，这使我越发喜欢她，喜欢得要命。那时她比后来活跃，歌唱得挺好的，我们还一起表演过对唱。不久有和她同校的教师背后提醒她，说我可能对她有点‘那个’，她就有意回避我了，就是谈正经事的时候她也显得有点扭扭捏捏。追她的人很多，有的人政治条件、工作条件都比我好，但她在感情问题上很严肃，不会轻易答应任何人。她很看重精神上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很一致。我也说不上我们是什么时候进入状态的，反正慢慢好上了。这里面也有过风波。那时候我和同校的一个女老师比较接近，彼此都有好感，但完全是一般同志的关系，没有一点杂念。那个老师早就有了男朋友，他们处得不错，因为她，我还认识了那个男同志，我和他彼此都帮过忙，也可以算是朋友吧。但不知是哪个长舌妇惹是生非，在她面前乱说，女同志嘛，心眼本来就要小些，就生了我的气，我一再保证没有那回事，我还开了个名单，叫她去向那些人调查，其中有我们的校长。她还是不信，说：‘我又不是公安局的，我凭什么到处去调查？你不要以为我离不得你！’有一段时间横顺不理我。我的态度是一如既往，锲而不舍，有次还把我们校长拖到她面前去说明情况。我曾经找了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借给她看，说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有友谊嘛，我和那位女老师就完全是友谊。心诚则灵，由于我的努力，形势逐步阴转晴。后来我调到区政府工作，她也考上了大学，头顶上就更是晴空万里了。说实话，我决心考大学，原因之一也是要和她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