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关东军开始大举向锦州推进。次日荣臻受命指挥守锦部队全线撤退。日军随即于1932年1月2日不战而取锦州，新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对此激愤不已，公开指责张学良必须对此负责。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甚至致电张学良，斥之为国民当共弃之败类，并要求国民政府枪毙张学良，出兵收复失地。张学良对此却也是一肚子牢骚。他一边鼓动东北军下级军官发表宣言，抨击中央政府，称“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一边则公开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始终奉命御侮保疆，屡饬前方将士严行抵抗，有案可查。“无如日兵厚集兵力，武器精新”，而守军饷弹两缺，虽经奋战，实难坚守。
新政府上台次日，张学良即不战而弃锦州，这让孙科、陈友仁等十分恼怒。在此之前，因日本政友会总裁、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且力主中日亲善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预定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南京与其密使萱野长知展开谈判，双方内定任命居正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居正到任后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时改组东北各省行政组织，并按照日方要求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所有悬案。不料，这一秘密协议不仅未能取得日本军界、政界的认可，相反还为张学良所侦知，促成张学良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就开始将守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从而加速了锦州的沦陷。为展示新政府抗日的决心，孙科和外交部长陈友仁不得不明确提出用对日断交来打破中日僵局的主张。而正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意外地又发生了“日僧事件”。新政府对“日僧事件”的处置，最终引发了淞沪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