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在维特利乌斯 [24] 统治时期，比在苏拉 [25] 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 [26] 和多米蒂阿努斯 [27] 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散发臭气的这些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 [28] 朝代如此，康茂德 [29] 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 [30] 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恺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于是，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物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 [31] ，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 [32] 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