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草野所在的部队宿营在M市的一家旅馆里，大家安顿好以后，熄灯睡觉的时刻就快到了。大庭氏和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
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这位银行家露骨地发表反战的言论。昭和二十年的春天，反战论已经成了大家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语的话题，听都听厌了。他低声地唠叨说，一家贷款的大陶瓷公司，盼望和平的到来，以期在赈济战灾的名义下大规模地生产家用陶瓷器；还说政府已向苏联提出和平共存。而我，也有问题想独自静静地思考。他那摘下眼镜后显得异常浮肿的脸，关掉台灯后便消隐于黑暗之中，无奈地叹了两三声气，然后钻进被窝，不久便呼呼入睡了。我发烫的脸被枕头上铺的新毛巾刺得生疼，心事重重。
一人独处时总是胁迫着我的黑暗的焦躁感，加上今天早晨见到园子时，足以动摇我存在根基的悲哀，又强烈地袭上心头。它暴露了我今天的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中的虚伪。话虽如此，这种局部的虚伪，或许比起全部虚伪那种令人困惑痛苦的臆测还要好些。所以，把这种虚伪有意识地暴露出来，却不知不觉地让我心安理得。在这种场合，我对所谓人生的根本条件、人心的诚实所具有的执拗的不安，只把我的内省引导到无结果的兜圈子中。其他的青年人如何想?正常的人又如何想?这些胁迫性的观念苛责着我。连我以为切实获得了的一点幸福的碎片，也在片刻中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