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五)
类书有益于学者少，无益于学者多。殚见洽闻之助，不在是世。盖已经剪裁割裂，于事之始末，语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贯晓析者矣。
读西方书，类书可备查之用者大。读中国书，则可迳读《六经》、《尔雅》、《说文》、《史汉》.以此为基本书，然后博览群书，其不解者解矣，类书徒便其耳目烦劳，思虑庞杂耳。
若夫以此明理，以此处事，则读熟基本书，打好基础，则所得者益处不可以数计。舍此以求类书，则欲速不达也。
(一六六)
《淮南·呈览》,未尝以集众为讳，材料之编纂，不如后人掩人之长以为己有也,《史记·班固》,未尝以割袭为非，材料之采用，不序如后人之以盗窃陈篇以为己有者也。著书极戒卷秩浩繁而言之无物，或卤莽灭裂而支离其说。后者，狂妄之杜林也。
(一六七)
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故多忧患戒惧之词;后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奥妙之论，放弃现实经验之基础，飞扬于纯粹理性之领域，藐视实践之勤苦，欲以轶出文王孔子之外，自谓得千圣不传之秘，由是自处自高，自信自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滋多，义理益昧。此奚如康德之批判独断主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