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主张兼爱，追求尚同，以利为义，义利并举。他们非攻节用，强力非命，以消除民之三患为己任。他们鄙薄儒家的仁义，却又自立一套仁义；二者内涵虽然不同，但在为政治理想服务、为道德信条张目方面，却无本质区别。在认识论方面，墨子以圣王之事作为检验言论的标准，显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以百姓人民之利为言论的标准，则又明显与兼爱主张的伦理感情相联系。
道家“绝仁弃义”，表面上鄙弃道德，实际上却用“正言若反”[58]的否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道德准则，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把仁、义、礼看成道德沦丧的产物。在老子看来，最有道德的人，不从性外求德，反能保全其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去有所作为，反能有所为。“无为”“无欲”“不争”是其道德观的基调。从这个基调出发，老子重视“修道”和“积德”。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9]这样，道德修养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道德与政治仍然是水乳交融。儒道两家确是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