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组合规模已经朝着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生产力对家族直接产生着分化瓦解的作用。同时，财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家族内部，对家族财产地争夺，也导致有些大家族衰落。其次，各大家族之间为相互争夺利益而互相争斗，也使得一些家族削弱下去。复次，有些家族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远徙他乡求取富贵，使家族力量减弱，家族间的分化加剧。家族的迁徙，尤其带来了地缘关系的进步。私有制的成长使族间及族内矛盾日益扩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伴随着现实社会中血缘关系的削弱，有的人在思想上、观念上就把至高无上的亲亲原则看得淡漠起来。例如宗主原是家族之本，而宋之华亥却欲“丧其宗室”，华臣也“暴其宗室”，乐大心又“卑其大夫而贱其宗”，[52]齐之卢蒲癸公然宣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53]血缘团体的裂痕既已撕开，便难以再完全弥合。
这个时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属于宗族的人士。最早游离出宗族的可能是一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亦即士人。例如春秋时期楚乐师锺仪被囚于晋，晋景公“问其族”，锺仪回答说“泠人也”[54]。乐师不回答其宗族名称，而以“泠人”——乐官这种职业作答，可见锺仪（甚至包括其先辈） 已经脱离了本族而专职司于乐官之业。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脱离了家族的人的生活状况，文献中有所记述：“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55]“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56]这两例材料，《小雅·黄鸟》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问》篇的著作时代盖在战国中期。[57]东周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正是氏族（宗族） 与国家并存的典型时期。族既是普通社会成员的保护伞，又是一种束缚。上面这两条材料表明社会普通成员摆脱族的努力和处境之尴尬。离族出走者被称为“国之弃人”，可见其受到歧视，甚至要查问他是“何族之子弟”。这样的人在外面没有办法生活，只得“复我邦族”，返回到保护伞下。但是摆脱束缚毕竟是时代潮流，从春秋后期开始，士人逐渐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他们既与自己出身的氏族（宗族） 有联系，又服务于社会，可以远走他乡，也可以服务于乡里。孔子提出士人应当达到的基本标准就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58]。从摆脱族的束缚并由此而引起社会结构变革的角度看，可以说“士”是勇敢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