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修女这种极端题材起初让人难以接受乃至相信，对宗教清规将人性的自我束缚造成的信仰崩溃与伤痕放大更是挺有微词.
但必须考虑到修女们首先依然是人，是女人，是比俗世身心更单纯更讲信念的人，对于没能保护她们遭到初次欺凌的伤害，怎能忍心对她们再进行二次伤害呢？影片一个较高的思考层面其实在于如何对待受害者避免其遭到二次伤害. 当无辜的她们遭到了暴力欺凌的野蛮残忍，如果再对她们母爱的无私给予摧残，那就是在残忍的基础上更加了一层卑劣无耻. 正是用爱来回应无辜的下一代，而不是用“这些杂种”来获得“我不是最惨的”的卑劣优越感，人类才能缝合伤痛，不再延续漠视生命尊严的历史循环. 当然，如修道院长这样已经梅毒缠身，还先作恶再忏悔负罪的假惺惺实在不值得同情，罪恶已然作下，生命不可挽回，若真有上帝，会让她只受这种自封的诅咒？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皆隐含末日意味），疾病的意义空间向“意义”本身扩张，宗教的先进（倡导死亡）与保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并存，爱情的嗅觉（身体分子化）与味觉（皮肤液体化）并存. 从爱情谈及宗教（或曰反之），天使成为传播中介，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契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个体/群体）的修复，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选择成为“感受”的载体，选择成为“世界公民”，宗教学（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或许比“上帝已死”的论断更觉残冷，但是“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但不是全部. 世界只会向前发展，我们都将成为公民. ”《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