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一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地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斲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一”、“毕御获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吧，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