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大学自诞生以来，自由就成为大学为之大学的根本保障。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里，人人皆可自由地表述观点，自由地选取任何领域来表达。然而，自中世纪以来，知识逐渐成为了宗教的婢女，学术臣服于宗教的势力。自由被限制在了宗教团体允许的范围之内。即便是在后来的世俗化演进中，政府成为大学的新“婆婆”,学术自由的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可以说，迫于各种压力，大学始终是周旋于校内外的各种利益团体之间，既要保证社会对大学的满意度，又要满足校内师生对大学所提出的各种权利。大学已然变身为社会诸多问题的处理中心，也成为政界、市场与社会相关人士的服务机构。这种压力使得大学被动地处于社会的舆论中心，成为社会诸多问题的发源地。大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只能使自身成为一个更加客观的现存体，接受外界给予的反应，然后迅速作出回应。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却发现，就是在这种妥协方式下，大学的自由就成为大学换取社会满意度的牺牲品。通过历史的考证与现实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学表示出了担忧，大学自由的范围似乎在慢慢缩减。
雅斯贝尔斯发现，外界对于大学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自由，或者把师生的自由局限在了课程范围内。即便是允许师生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允许师生可以在有限范围与程度上进行自由的授课方式，允许大学在一些校内事务上，比如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与条件，后勤运行机制，拥有自己的主导权，诸如此类的决定，并不能真正说明校内自由的存在，更不能彰显大学在决定性问题上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决定权，其自由表现出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现象，一旦外界干预的力量超出了大学自治的程度，大学很快就会变为一个机械的科研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