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
新现实主义中群像叙事并不多见，罗西里尼的《叫我郑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几部之一，但《叫我郑先生》更多的是集锦，而非属于真正的群像叙事，本片的存在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电影开头使用长镜头追踪第一位女主的运动轨迹，并以此来介绍环境，此后在逐渐聚集的人群中交叉交代个人的身份与状况，并介绍聚焦原因，在进入公寓之后，借用工作这一麦格芬，使众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个人性格，最终随着矛盾的爆发到达文本上的高潮点——楼梯垮塌，此后叙事地点转入医院，并引入更多的人物，叙事社会化表述描绘真正的开始，事件并由此单线发展，突出个人的困境，随着地点的转变，单人困境得以最终得到解决，事件纠纷则有转移到了事故发生的所在公寓，随着无解问题的最终放弃，与之搁置的还有无法解决的社会贫困问题，恰似门外还在站着的那个等待工作的姑娘.
“如果生命不可逆，我愿用最后的勇气去换得对你所有的记忆”，影片讲述了郑先生患有阿兹海默症，为了缓解自己对去世太太的逐渐遗忘，郑先生决定在所有记忆消逝前重新踏上年轻时最怀念的那一段环岛之旅.
途中郑先生遇到了一名年轻女孩，相似的心情和交集的旅程让两人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结伴同行…….
